一方面中央领导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要给广大科研人员松绑,简化审批流程,增加科研经费使用的自主权,使科研经费更好地服务于科研;而另一方面,对于科技界一线的科研人员而言,经费使用却越发繁琐,报销程序复杂,导致科研人员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耗费在报销之上。知识生产也是需要投入的,经费的作用原本就是用来生产知识的一种必要投入,没有经费是无法生产知识的,但是,现在即便有了经费,使用起来也是麻烦重重。客观地说,经费使用已成整个科研活动链条上最不通畅的地方,而且也成最危险的领域,稍有不慎就会出现违法现象。
按照现有的预算编制方式,设备费、材料费(包括资料费)最好报销,其他科目很难报销,从而导致中国的科研经费不是研究经费而是采购经费。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层原因在于我们这个社会长期处于信任缺乏状态。管理者与执行人之间缺乏信任,而采购经费恰恰是可见的,这种可见性弥补了管理者内心中的不信任感。坦率地说,中国的科研经费购置了一批使用频率极低的各类设备,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。个别时期的扭曲政策安排,如到期收回经费,更是导致突击花钱现象的泛滥。学术界都知道经费申请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:有丰年也有歉收之年,更多的时候是歉收之年居多,而科研活动是要保持连续性的,这就意味着每个团队为了保证研究的连续性,必须用丰年补贴歉收之年,如果没有强制收回的荒谬政策,大多课题组会节约使用经费,以备荒年之时的研究活动不中断。
一项完整的知识生产活动包括两类投入:有形资源的投入(用资金购买的有形材料)与无形资源的突入(科研人员的智力付出)。在我们的经费预算设置中,明显没有为智力资源留有足够的合理补偿。由于无形智力资源的投入无法测评,所以财政预算总是把这部分尽量压缩,导致知识的价值无法体现,从这个意义上说,我倾向过于认为应该简化直接费结构,即直接费分为两大块:有形材料费与无形智力费。简化不但可以提高激励机制,而且更节约资金,课题组就不会乱买设备/材料与乱出差了,反而能最大限度上提升经费的使用效率,并且可以最大限度上降低各种套取资源的现象。给与相信将收获诚实守信;给予不信任只能收获形式主义的欺骗。想想无人售票车的情形,逃票现象并没有大规模发生,不难理解这份信任的价值。更为重要的是,规则制定者给予受政策众充分信任,也将极大地培养受众的尊严感与契约精神。